水浒文化    
 

水浒研究

文章更新:2015-01-13 15:28:14
 

水浒研究1

《后水浒传》与民族英雄岳飞

◆佘大平

在《水浒传》的续书当中,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写到了南宋的杨幺起义,写到了民族英雄岳飞对杨幺的起义军进行镇压。在如何处理造反英雄和民族英雄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这部续书可说是煞费苦心,但是处理得相当不错,很有特色。

《后水浒传》的最后一回(第45回),写南宋朝廷派岳飞替换正在洞庭湖围剿杨幺的朝廷官军将领,让岳飞直接同杨幺作战。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杨幺等人是作者所讴歌的造反起义的领袖和爱国的忠义之士,另一方面,岳飞是世代受人尊崇的民族英雄;作者既不愿意贬低前者,也不愿意对后者施以微词,作者不愿意让岳飞的屠刀落到杨幺等人的脖子上。

历史上的杨幺,原名杨太,是南宋初年活动于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起先,他跟随钟相起义,由于他在义军将领中年纪最小,所以俗称为“幺”。绍兴三年(1133年)钟相牺牲,他被推举为总首领,奉为“大圣天王”,起义军人数达二十万。杨幺坚持以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发动农民,长期实行“春夏耕种,秋冬攻战”的方针,屡屡挫败朝廷官军的围剿,多次拒绝朝廷的招安。绍兴五年(1135年),杨幺的农民起义军遭到岳飞率领的朝廷官军的残酷镇压,大部分被杀。

由于《后水浒传》当中回荡着一股强烈的抗金救国的呼声,所以,小说对于血腥镇压了杨幺农民起义军但却是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仍然十分尊重。岳飞是在小说第44回才出场的,作者称颂他是“忠孝智勇兼全之人,背刺‘精忠报国’四字,得中武状元,向随宗汉立功,近又闻得连败金人,恢复河南诸州郡,所向无敌”。小说讲述他的文字篇幅不多,但是仍然突出了他的神勇忠义和足智多谋的性格特征。

岳飞率领朝廷官军进入洞庭湖后,首先策动义军将领黄佐、郝雄、张杰等人叛变。然后在湖水中投放腐草,缠住了义军轮船的轮桨,使杨幺失去了水军优势,从而一举将义军击败。在杨幺势穷力孤的时候,作者没有让他被官军俘虏并送上断头台,而是设计了一个“仙逝”的结局,让起义英雄们在没有屈辱,没有痛苦,没有懊丧的情况下离开人间。

在洞庭湖大战之时,杨幺乘坐的轮船被岳飞官军的木筏围困,情势十分危急,杨幺“仰天大叫一声,即拔剑自刎,众弟兄忙来抢夺,不期一阵旋风,平白地将这座轮船掀出木筏,直刮到见机岭下”,于是众人跟随杨幺从地道走进轩辕井底,化为黑气,归结为“天星”。

很明显,这种为英雄人物解除困厄的方法是比较简单、比较幼稚的,正如我国民间讥讽戏剧、小说中这类手法时常说的:“戏不够,神来凑。”当矛盾冲突无法用现实生活中可能的方法来解决时,便只好借助于神的力量了——杨幺带领众头领下到轩辕井底,忽见前面冲起一道黑烟,将三十六人一阵昏迷,扑地皆倒。过了半晌,各醒转立起身来,竟虚飘飘如若云雾。再回看地下,只见地下有许多尸骸堆叠,只不知缘故。忽见贺云龙领着一阵人,笑嘻嘻迎着走来,说道:“哥哥们俱已脱去骸壳,各现本来面目。吾奉真人法旨,指引众弟兄相聚于此。从今已后,不复尘世。”杨幺等听明,恍然大悟。一时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相逢于穴中,化为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

《水浒传》的开头所描写的被洪太尉从地穴中放走的一团黑气,到了这里才被贺云龙的师父“四维真人”重新收进地穴之中。从施耐庵的《水浒传》到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完成了一个有头有尾、构思奇巧的故事。然而,岳飞虽然荡平了洞庭湖君山,读者却感觉不到这个人物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地方。因为岳飞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却没有杀害杨幺。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被岳飞率领的朝廷官军剿灭了,读者却看不到失败者的痛苦和他们被屠杀的悲剧;杨幺等人虽然“归结天星”,再不复称雄人世,但是他们并没有落得悲惨的下场。

《后水浒传》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有点象我国的太极拳运动,即所谓“用意不用力”——双方摆出一副龙争虎斗的架势,实际上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互不接触,各得其所,双方都不必为输赢荣辱而烦恼。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农民义军和抗金将领之间的矛盾,不可谓不巧妙。小说以这种方式结尾,冲淡了岳飞作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不光彩的一面。在杨幺和岳飞之间,创造了一个谁也不必杀戮谁,谁也不必屈服于谁的机会,用抗金救国的口号将这两个对立的人物协调起来,使义军领袖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都不会遭到污损。

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产生于明末清初。在这个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义军的影响遍及全国,沉重地打击了腐朽不堪的朱明王朝。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二月攻破朱明王朝的京城,崇祯皇帝自杀。当时,满族贵族企图统治全国,多年来一直骚扰北方,利用农民义军被空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政策和策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机会,同明将吴三桂勾结,打进山海关,剿杀农民义军,短时期内占领了长江以北广大的中原地区,并积极准备消灭南明小朝廷。同崇祯王朝比较起来,南明小朝廷更不景气。在虎视耽耽的清兵威胁之下,以福王为首的一帮昏君佞臣,依然在那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结果,这个小朝廷只支撑了一年,便被清兵的马蹄踏得稀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残酷地屠杀老百姓,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惨案。老百姓不堪野蛮的民族奴役,许多残存的农民义军便主动地同抗清的南明官军联合起来,投入反清斗争。

农民义军的刀剑,很快就投入了民族斗争的战场,这些人成为反抗民族压迫的主力军。这样一些时代的特点,在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中都有一定的反映。杨幺对国家安危的关心,对贪官污吏和权奸佞臣以及民族败类的痛恨,以及他对民族英雄岳飞的尊敬,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对小说的要求。

 

水浒研究2

张横招待宋江的板刀面和馄饨

◆周锡山

《水浒传》描写宋江逃上小船后,那梢公摇开船去,离得江岸远了。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宋江正心中庆幸获救,只见那梢公摇着橹,口里唱起湖州歌来:“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

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都酥软了。那梢公放下橹,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心,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宋江求他“饶了我三个!”那梢公喝道:“你说甚么闲话!(金批:临死讨饶,谓之“闲话”,可发一笑。)饶你三个?我半个也不饶你!——老爷唤作有名的狗脸张爷爷!来也不认得爷,也去不认得娘!你便都闭了鸟嘴,快下水里去!”宋江又求告道:“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尽数与你。只饶了我三人性命!”

宋江竟然不知,强人杀了你是杀人灭口,省得你事后报告官府,杀你之后,随身财物当然得手,无所谓用财物换性命。

小说写的张横的话,富有强人的生气,生动逼真,极其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情景。张横和书中的李逵等下层社会的粗野之人,骂人都用“鸟”(音、形皆谐男性生殖器)。骂人固然粗鲁,不文明,不应该,但相比晚清至当今的粗鲁男子的“国骂”,以女性做骂语,还不及古代的粗人有阳刚之气,则显得更等而下之了。

紧急关头,李俊带着童氏兄弟飞舟来寻宋江,将他救出。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金批分析《水浒》的高明写作手段说:“此十一字妙不可说。非云‘星光明亮’,照见来船那汉,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不复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盖吃吓一回,始知之矣。”结合景色,分析人物陷入绝境和获救后的心理,非常精彩。

李俊介绍:“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船火儿张横,“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

听到如此幽默有趣的代称和比喻,连刚才吃尽惊吓的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但金圣叹笑不出来,他极为沉痛地感慨:“言之可伤。以极险恶事,而谓之‘稳善’,岂非以世间道路,更险恶于‘板刀面’耶?”深刻揭示皇朝末世缺乏治安,社会动荡,世情险恶的实情。

 

水浒研究3

古代的“免死金牌”:丹书铁券

◆刘汉杰

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多处提到沧州“小旋风”柴进家祖传的一个特殊物什——“丹书铁券”。据书中描写,柴家因为持有“丹书铁券”,才享有着某种特权:“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丹书铁券,谁敢不敬?”书中所提的“丹书铁券”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

“丹书铁券”的来源

“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信物,又称“丹书铁契”,也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帝王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始于汉高祖刘邦。刘邦本是秦朝的一介亭长(掌治安的小官),适逢秦末乱世,趁机而起,征战多年,登上皇帝之位。建汉之初,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对那些曾经助他登上帝位的元勋,特赐“丹书铁契”以作褒奖。即史书中所载的“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将皇帝与功臣的信誓用丹砂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盒子里,藏于用石头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

“丹书铁券”出现于西汉,但“丹书铁券”的前身——古人“剖符作誓”的信用形式则在西汉之前即已存在。“符”是“符节”,“誓”即“盟誓”。符节是封建帝王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应用于其他事务的一种信用凭证,材质有金、铜、玉、角、竹、木、铅等。一般是将符节中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合验,以证真伪。根据符节的用途不同,其形也异:如用以驿传邮递的铜马节,用以调兵遣将的铜虎节,用以征免税收的铜竹节等。盟誓则是古人订盟立约的一种仪式:歃血为盟,对天盟誓,然后将记录盟辞的盟书与牺牲埋入地下,如有违背,犹如此牲。

东汉时,易“丹书铁契”之名为“丹书铁券”,并一直沿用了下来。北魏时,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时,帝王颁授“丹书铁券”已成惯制,其范围涉及开国功勋、中兴大臣、民族首领,甚或宠臣、内宦也被授予“丹书铁券”;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这也是小说《水浒传》中柴进家“丹书铁券”的历史依据。

明初,朱元璋创建了历史上最完备的铁券制度,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明晰了“丹书铁券”的权限范围。如其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后,曾为邱福等26位“靖难”功臣颁授铁券。明中后期,仍不时有功臣及其后裔获赐铁券。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清代,“丹书铁券”制度被废止。

“丹书铁券”的外形

之所以称“丹书铁券”,是因为早期的铁券是以朱砂填涂其上的文字。“丹”即丹砂、朱砂,用朱砂填涂文字,可使颜色纯正,又能使色彩经久不褪;以铁为券(契据),取其坚固、久存之意。在后世,也用白银或黄金填嵌铁券上的文字,以示尊贵与郑重。如南朝梁时以白银填字,称为“银券”;北魏时以黄金填字,称为“金券”。

造型上,唐之前的铁券其形如覆瓦;唐之后的铁券其状如筒瓦。内容上,铁券的凸面上刻有受赐者的履历、功绩与封号,凹面则镌有免罪、减禄的具体内容。铁券分左右两块,左券颁给功臣,右券藏于内府,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验真伪。

明代对铁券的尺寸还做了详细的规定。明代铁券分为七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致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

“丹书铁券”的权限

铁券的券文是以皇帝名义刻上的敕文。唐代之前的铁券,券文较为简单,并无定制;从唐代开始,铁券上的文字已呈明显的格式化。从文献记述与铁券实物上来看,唐代至明代的铁券券文,大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录颁赐铁券的日期,颁赐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是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是皇帝赐予的特权内容,如免死次数等;四是皇帝的圣言。有时,券文上还有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的誓言,以示信用。根据不同朝代的法律规定,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子孙,可以享有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

从文献记述上看,汉代的铁券只是一种身份与荣誉的象征,其上并无免罪条文,持券者触犯刑律也难得赦免。最晚在南北朝时期,铁券开始具有“免死”功能。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多者达710次;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还可以凭铁券免死13次。

为了有效地遏制铁券的特权,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诏令工部铸铁榜,以成文的形式对铁券的特权进行了限定,对功臣免死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最多的是魏国公徐达,也仅有3次免死机会,大多数公侯都在3次以下。明代法律规定,如功臣过世,其子孙须将祖上的铁券与内务府所藏铁券勘验、核对,定其功过,从而决定其爵位能否世袭或降除。

“丹书铁券”的收藏

历史上,各朝皇帝颁授的铁券不少,但存世的却极为有限。目前而言,确知的大约有5件: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铁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颁赐给会川伯赵安的铁券,现藏于甘肃省渭源县文化馆;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颁赐给高阳伯李文的铁券,现藏于青海省档案馆;明宪宗成化年间颁赐给保国公朱永的两件铁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这5件传世的铁券中,传承最久远的是唐昭宗赐予吴越王钱镠的铁券,已有千余年历史。钱镠,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在唐末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累迁至镇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占据两浙十三州,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896年,唐昭宗嘉奖钱镠讨伐董昌功绩,特颁赐铁券。

钱镠铁券形如覆瓦状,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6.6千克,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上面的金字多有剥落。铁券上记载的主要内容是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因其战功卓著,所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即皇帝可免钱镠9次死罪,可免其子孙3次死罪)。

 

水浒研究4

《水浒传》中的王婆是怎么死的

 

王婆是中国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人物,在《金瓶梅》中扩充了《水浒传》的这段故事,王婆贪财的形象也有更深入的描写。在两部作品中王婆均为山东清河县人,家住紫石街武大郎家隔壁,在家开一个茶坊,并兼做媒婆、接生婆等工作。

她从中牵线,制造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邂逅,并唆使两人杀害了武大郎,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并借自家作为二人的通奸场所。在武大郎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又设计杀害武大郎,是二书的重要反面角色,有挨光、潘驴邓小闲等名句。

在《金瓶梅》里的这个王婆还有个儿子王潮,并且她与潘金莲的被杀都被大大地推迟了。王婆在促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通奸苟合上,有理论,有步骤,有技巧,也很有耐性。《西厢记》里的红娘,也是促成一对男女的非婚性交,并最终令他们结为夫妇,其间也有不少的噱头巧技,为什么红娘成为了一个美好的形象,王婆则遭到历代人们的唾弃?

难道仅仅是因为潘金莲属于有夫之妇”?其实《西厢记》里的莺莺也是订了夫家的,这在封建社会里与有夫之妇几无区别。而且据《西厢记》的描写,张生与莺莺也实在谈不到有多少思想交流,他们也就是性吸引而已。

细想起来,红娘与王婆的区别,只在于红娘是出于无私,而王婆却自始至终是出于贪婪,王婆每行一步,都是把那当作一桩生意来做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无意杀害武大郎,而王婆出于对几两银子的贪婪竟唆使二人谋害了一条人命,可以说是这场命案中的主谋、首犯。

《金瓶梅》在刻画王婆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上,比《水浒传》细腻深入得多,当潘金莲被逐出西门家,寄住她家由她代为发卖时,面对着武松,她也还在试图着多吞些银两,真是死到眼前犹做发财梦,令人对其人性的黑酽,产生出一种惊悸。

最终王婆自食其果,毒害武大郎的事情暴露,先骑木驴押赴刑场,然后被凌迟处死。

 

水浒研究5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为何禁水浒

◆佚   

 

清代顺治年间苏州大才子金圣叹罹祸被杀,直接原因是作为生员的他,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在顺治驾崩后的国丧期内,组织地方士民去孔庙哭灵,抗议地方官对苏州百姓的盘剥。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统治者对这种有胆有识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汉族读书人,决不会手软。杀金圣叹乃是恐吓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气黯然收常。

金圣叹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他对《水浒传》的精彩批点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与胆识。他认为一百单八将“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汉的反抗。

“光明尾巴”保全水浒印行

《水浒传》全名为《忠义水浒传》,小说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底层民众起义。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地底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统治,梁山水泊众多好汉的故事迎合了这样的社会背景,在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地被加工,人物与故事越来越丰盈。施耐庵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进行整理和再加工,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忠义水浒传》。作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对梁山人造反故事的处理是非常讲究政治的。“水浒传”前冠以“忠义”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宋江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招安,招安后受朝廷派遣征辽、征方腊。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确”的体现,如此,这部书才可能印行。

而金圣叹则不然,他腰斩了《水浒传》,把受招安、征辽、镇压方腊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点文字中,高度褒扬了反抗性强的鲁智深、武松、李逵诸人,处处贬损以造反为手段目的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诸人。如此,腰斩后的《水浒传》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书凸显的主题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了,完全没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确性”。

金圣叹何其大胆,他的结局,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

尽管施耐庵针对统治者,给《水浒传》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江诸人受招安的结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统治者对这部书的反感。但毕竟读者看重的是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水浒传》处处生动地描写了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人走投无路的反抗,也在许多细节上渲染了反抗行动的暴力和血腥。就如《金瓶梅》这类小说,主旨是以西门庆纵欲而死的下场宣扬淫荡无好报的因果,但具体场景描写过于露骨。因此,《水浒传》从成书伊始,就不招统治者待见,在不同时代被列入禁书名单。

崇祯禁毁“造反教科书”

朱元璋是以造反起家的,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水浒传》成书不久,流传还不算很广,屡兴“文字狱”的太祖没有就这部书下过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处于上升阶段,国力和民生状况都不错,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剧烈,明朝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还比较充足,因此,《水浒传》的传播没有受到官府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这部奇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水浒传》从嘉靖到崇祯一百多年间,刊印了31次。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崇祯十五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颁令焚毁《水浒传》。崇祯皇帝从其意,下旨“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这是《水浒传》问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统治者的禁毁。

乾隆禁止将《水浒传》译成满文

满清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内部起义军和官军内斗两败俱伤而得渔翁之利的,他对底层的造反更为警惕。所以,满清统治者进了紫禁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禁书。康熙在位61年,5次下旨禁“淫邪”之书。雍正、乾隆继承且强化了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书,首先打的是“扫黄”的旗号,要求禁毁那些“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的小说,渐渐地,“扫黄”扩大到“打非”,《水浒传》这类宣扬暴力反抗的书列入禁毁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谕第一次点名批判《水浒传》,禁止将《水浒传》翻译成满文——可见当时《水浒传》之流行。

第二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杀的金圣叹“妄加赞美”《水浒传》的旧事,更把这部书定性为“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皇帝准其奏议,下旨曰“《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丁日昌禁书闹剧

清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禁毁淫邪、暴力小说、戏曲,是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的。丁日昌是广东人,但长期依附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湘军系高官。他参与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争,目睹了底层人士造反的巨大冲击力。湘军于同治三年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城,四年后任江苏省最高长官的丁日昌即上书请禁毁《水浒传》,显然和当时历史背景大有关系。

对丁日昌的奏请,朝廷自然批准,并诏令天下,“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同治年间,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对朝廷的诏令总是有选择性执行。查禁那些流行书,对多数官员来说,是卖力不讨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因此多数地方官并没有认真执行。但这禁书建议的提出者丁日昌,当然不一样,在他的辖区内,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干。

丁日昌这次禁书,强度远远超过前朝历次。其一是有专门的机构,即“设官书局”,刊佣牧令书(相当于政策汇编)《小学》等宣扬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书,希望以此来冲抵“淫邪之书”对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书的范围特别广,共计156种,《水浒传》、《西厢记》自然是重点禁绝书目。丁氏在全省发布的饬文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味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说,而且禁戏曲本子,禁一些剧目公演。在156种禁书之外,增加111种《小本淫词唱片目》,一些折子戏、弹词、民间小调,如《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扬州小调叹十声》《王大娘补缸》等皆列入禁绝目录。

丁日昌在同治年间的官场堪称能吏,历史却对其禁绝《水浒传》等书的“政绩”开了两个残酷的玩笑。

一是他设局张榜,轰轰烈烈查禁书,为那些禁书起到了很大的广告作用。时人议论道:“按以上各书,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淫艳小说,奈未知真名,亦无从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其行为给了老爸“净化文化环境”的工作莫大的讽刺。丁日昌的长子丁惠衡,是个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同治八年十月(丁日昌大规模禁书第二年),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继祖逛妓院时,和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没占着便宜的丁氏兄弟叫来亲兵营,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死。这事闹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老佛爷安排到湘军势力范围两江来掺沙子的)审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军势力的马新贻要追查到底。不过,丁惠衡还没有归案,马新贻却在校场检阅后回官署的途中被张汶祥刺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马案”。朝野许多人怀疑张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报复马新贻。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张汶祥被处死,案件到底没能查个水落石出。受降级处分的丁日昌正逢母亲病逝,于是借丁忧之名离开官场,五年后复起。

不知当时朝野人士听到丁日昌公子嫖娼与人斗殴,擅用亲兵将人打死的消息后,会不会在想:这丁家少爷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还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呢?

 

 

水浒研究6

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积极意义

◆王晓家

在《水浒传》第六十回中,由于晁天王曾头市中箭身亡,众人推宋江做梁山泊主主张大事后,书中这样写道:

宋江焚香已罢,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表现了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的升华。

聚义忠义相比较,虽系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天渊之别。顾名思义,聚义,系指农民革命军内部的互相团结,共同反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行动原则和准绳,而忠义呢,可就不同了。在《水浒传》中,  之首,从属于,二者是有着因带关系的。把”“二字合起来,就含有忠君爱国,即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在里面了。因为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在外族侵略者打过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军往往改变自己原有的策略和口号,由原来的单纯反对本国统治者从而变为与本国统治者合作,共同对敌,反对外来的侵略了。譬如,南宋的耿京、辛弃疾、李全、杨妙真等农民起义军,在联合南宋或归顺朝廷,与南宋朝廷结成抗金统一战线之前和之后,就称他们的军队为忠义忠义军忠义救国军。又如,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义和团,正在进行抗清斗争时,八国联军打进中国来了,于是就改变原来的抗清口号,由反清复明变为扶清灭洋了。这些例子,都很能说明问题。不过,聚义忠义二者之间,毕竟有着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字。这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妄加解释,弄得混乱不清的一个概念;结果,也被农民起义军接过来了,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含义。宋江在上山之前,所表现的突出在仁义上,即所谓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仁义标准。扶危救困的及时雨这个绰号,就是从仁义中衍化而来的。为了表现这个及时雨仁义,小说不厌其烦,用引而不发欲扬故抑的手法,整整用去了四十回的篇幅,才让他上山权居尊位。在层层铺垫和反复渲染中,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他的仁义。这种煞费苦心,不避冗繁的反复描写,正是表现了作者对这个山东义士的讴歌和赞扬,从而为他以后做梁山泊的山寨之主,由单纯的聚义变为忠义,为国家出力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特别是对于他的出场,通过何观察的眼,把肖像描写与内心刻画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从外形与内心的统一上,表现了他的仁义性格,这可以说是对他仁义性格简略性介绍的小传。为了说明问题起见,我们不妨把第十八回的一节文字引述如下:

……何涛看时,只见县里走出一个吏员来。看那人时,怎生模样,但见: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

的确,宋江这位孝义黑三郎是个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仗义疏财仁义者。《水浒传》写宋江出场后所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吴用等劫取生辰纲的七名正犯脱离危难。这个仗义的举动,受到晁盖、吴用等人的深切爱戴,誉满江湖,都愿以死相报,这的确是用仁义维系人心,使他们最后团结一致的思想原因。并且,宋江的这种仁义之举,还表现在好做方便济人贫困上。阎婆死了丈夫,无钱发丧,停尸在家,宋江便买了一具棺材,还送了十两银子做使用钱;卖汤药的王公,也不时得到宋江的接济,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他是一个仁义君子。由仁义忠义,由于有着共同的内在因素,所以就有突变的基础,宋江大闹江州上山入伙后,便由以扶危救困为主变为以惩罚贪官污吏为民除害为主要目标了。譬如,他带人攻打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等,主要是为了救柴进、孔明、鲁智深、史进、卢俊义等人,本质上仍表现了具有哥儿义气性质的仁义。他的这种仁义只是暂避水泊权居尊位,系权宜之计,所以,只是聚义性质的,造反的目标也只是惩罚贪官污吏和不法的恶霸地主。这便是三打祝家庄等故事情节的由来。

可是,须知,当时的宋王朝,正处于内困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此时边境启衅,辽国入侵,是每一个爱国志士必须考虑并应受到考验的问题。宋江作为一个儒家的信徒,内心潜在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一旦环境气候适宜,便会迸发出来,要去精忠报国。归宋抗辽,正是他们精忠报国的好机会。正如宋王朝的忠良人物宿元景所说的:四边狼烟未息,应令宋江等此辈好汉建功。在这种情况下,宋江等抱着尽忠报国的思想,要北退辽兵。怀着替天行道宗旨的宋江坐不住了。由于他自幼读孔孟的诗书,做刀笔吏,受忠孝节义的影响,想到边患。国之不存,何家之有?于是,他便想着改变原来的宗旨,由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变为抵抗外来侵略了。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单靠封建统治者固然无济于事,而单靠农民起义军,没有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合作,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想到了接受招安,与宋朝合作,共同抗击外侮。而这种抗击外侮的行动,单靠用封建阶级的仁义道德维系起来的梁山泊众兄弟们是不理解的,当然也就不赞成了。还有那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晁盖在那里挡道,所以,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做工作,宣传接受招安的主张、道理和积极意义。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自英雄排座次之后,宋江在忠义堂上对众人说: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

其实,他的这种保国安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早在九天玄女娘娘召见他颁布法旨时,就说得很清楚了。在第四十二回中,九天玄女娘娘向他降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勿泄。

四句天言,其中有两句就是: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外夷放在内寇头里,眼见得征大辽在于打方腊之前,其受诏投降的宗旨在于抗击外来的侵略了。正是由于九天玄女娘娘在天言中透露出要他抵抗外辱的使命,使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不断滋长。故此,晁盖一死,去了托胆称王的挡路虎,他便改聚义厅忠义堂,要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中,为国家出力了。

宋朝的陈郁在谈到绘画中人物形象的神似和形似的关系时曾举例说:象屈原的像,如果仅是形肖,而不能把他的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画出来,就不是屈灵钧;绘杜甫的像,倘若仅仅写了他的外貌,而不把他风骚冲淡之趣,忠义杰特之气画出来,就不是浣花翁。所以,屈原的怀忠不平之意,在秦国要吞并楚国的情况下,正如辽国犯宋朝的边境的道理是一样的;杜甫的忠义杰特之气,是一种反对安禄山叛乱的民族意识,当然,也就很类似于宋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了。

因此,由聚义忠义,虽系一字之改,正好表现了他由农民造反英雄向民族英雄方面转变,将起质的变化。在思想上,也就由阶级思想变为爱国主义思想了。由反对贪官污吏到御边幅抵抗外辱,为国家出力,即所谓身居江湖,心存魏阙,由(反压迫)归(反侵略),所以由聚义厅忠义堂富有积极的意义。形式的改变是由内容上的改变所决定的。因此,宋江的改聚义厅忠义堂,是由农民造反英雄改造为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和升华,是一次质的飞跃的思想转变。这正如明人李贽在《 <忠义水浒传>叙》中所说的: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首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谭柄,用兵者借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水浒研究7

 

四大名著:中国人的四面镜子

○熊 

明代书商首提“四大奇书”。最近几十年流行起来“四大名著”。中国古代小说能称得上名著的何止这四部?《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孽海花》……哪个不算?区别就在这“大”——伟大。四大名著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今各阶层人士最熟悉、最喜欢的艺术巨著,像四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人的某些文化、心理特质。

《红楼梦》映照出中国人的雅趣

《红楼梦》把中国人最文雅的表达方式——诗、词、曲、赋全吸纳进来,把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美食、园林、绘画全利用起来,充满了一般小说达不到的雅趣。因此,这书不只是文人必看,毛主席还让大将许世友有空也看看。

外国人怎么看这本书?红楼梦学会第一任会长吴组缃给一个捷克留学生一对一地讲了一年《红楼梦》。学生学完后问:“吴先生,《红楼梦》所有的问题我都弄明白了,只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大观园里有那么多的珍宝,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什么不卷包而逃呢?”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也曾给一个日本学生讲《红楼梦》,她讲到“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该生大惑不解,问:“老师,您总是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没有结果,是个大悲剧,它有什么悲剧可言呢?您看这一段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两个不是已经上床了吗?”

为什么留学生会产生如此离奇古怪的问题?归根到底,他们没有看懂宝黛爱情是怎么回事,看不懂的关键是他们从俗世人的角度来观照高雅的人生态度。《红楼梦》中的爱情雅到了无尘无土,像它的文字一样美到极致。怪不得红学家蒋和森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却不能没有《红楼梦》。

《水浒传》映照出中国人的侠义

义者,宜也。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这在《水浒传》的前半部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尤其是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贫济危救人救彻。

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说:“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并“伸展人间之委曲,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中国人对义举的赞美不遗余力,对义士的期盼古今同一。

义的一大敌人是钱。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这是勇,义是体现在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当时,知县决定把悬赏的1000贯给武松。宋朝文官最高的宰相,武官最高的枢密使,每月工资300贯。武松不是有钱人,可他听说一些猎户由于没有按期完成打死老虎的任务,挨了好多板子,于是武松就把1000贯全都分给那些猎户。同样,宋江、柴进、晁盖都是不拿钱当回事,仗义疏财。人有求,我帮;人无求,应帮,我也帮。

义的又一大敌人是色。《水浒传》里美色的作用就是诱惑、威胁,好汉们也干脆,杀。这固然跟作者的价值观脱不开干系,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侠义跟女色基本是绝缘的。

 《西游记》映照出中国人的信仰

《西游记》不尊重佛教。玄奘到大雷音寺求经,佛祖两个助理——阿难和迦叶跟师徒几个要人事。没有?对不起,只能取无字经。师徒找如来评理。如来说:前两天我们这边有人下去给人家做法事,收了三斗三升米粒黄金,你们来取经也应该给点东西吧。把佛教的最高领袖描写成了一个市侩之徒。

《西游记》也不尊重道教。很多妖怪都是以道士的面目出现的,有的还是“国师”、“国丈”,飞扬跋扈,滥用邪术,危害百姓。

两大宗教在《西游记》中被贬抑,这反映了汉族的传统国民性里面,没有固定的信仰。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汉人对信仰缺乏敬畏之心,只信能给自身带来好处的东西。从唐僧仨徒弟的人物设定可以看出汉人期望的理想状态。

沙和尚什么重活都干,什么好处最后才能捞上,但这个老实人在唐僧眼里基本没有地位。孙悟空有能力,但是不驯服,可西行求法,要靠他消灾。不好管怎么办?紧箍咒。

猪八戒最舒服,担子主要是沙和尚挑,打架主要是孙悟空去。唐僧永远非常体谅猪八戒,他说什么,唐僧一般都信。这么一个好吃懒做、投机取巧的人,却很受上峰的喜爱。这说明汉民族内心非常羡慕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不负责任,利益均沾。

《三国演义》映照出中国人的天下观

梁山好汉充满了英雄气概,而三国人物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国事情怀”。《三国演义》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比如曹操有几位夫人,家是哪里的,关羽的媳妇儿叫什么,有没有姐妹……罗贯中都没有交代,因为他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社稷苍生。这个关心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民众的爱憎褒贬血肉相连。

《大学》八条目,最高就是平天下。《三国演义》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天下观。

在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当中,中国文明从未曾中断。为什么?《三国演义》说,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向往统一、向往安定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是如此强烈,成为中国最大的聚合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止一次被分开,但是每一次分裂,中国人总是以坚忍的毅力、巨大的牺牲去实现新的统一。

《三国演义》写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刘、孙脱颖而出。尽管小说对这三家的态度有区别,尊刘,对曹操有褒有贬,对孙权有所议。但小说充分肯定了三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眼观天下、志在统一。鼎立以后,谁都没有满足,大家都要继续追求国家的全部统一。统一是中国人的共识,早就印烙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千载而下,永无改变!

 

水浒研究8

《水浒传》的政治思考

○沈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在问鼎逐鹿的政权斗争中思考历史兴亡的话,那么,《水浒传》小说则是在绿林好汉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会动乱。《水浒传》小说的故事始于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北宋嘉祐三年,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殿前太尉洪信奉仁宗圣旨,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到朝廷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贵溪县,游览伏魔殿,擅自打开殿门,掀开石碑、石龟压着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就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即梁山泊首领的来历。

因天灾引起人祸,这是有深刻的寓意的。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事情,距离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徽宗宣和元年,有61年。60年一甲子,这有某种特殊寓意,指出宋徽宗的社会动乱来源于61年前的宋仁宗。仁宗朝是北宋盛世,小说显然隐含着从盛世寻求乱世根源的叙事动机。

小说的故事终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惨死,受玉帝敕封,阴魂聚于蓼儿洼。一天,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冤情,惊醒后,命宿太尉查明真相,下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四时享祭。

祸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终,小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对宋江起义的发生和结局做历史和政治的阐释。我把这种阐释概括为魔君三部曲108位好汉本是魔君,最后却变为神。神和魔之间的冲突在《西游记》小说里大量展开,《水浒传》讲的是魔变成神的过程,包括三个故事:第一,群魔乱世;第二,改邪归正;第三,荣升天神。这个魔君三部曲隐含着深层政治思考,它蕴含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忠义之烈

官逼民反

首先,一百单八个魔君降生社会的原因,是奉了圣旨的洪太尉放出来的,这一描写隐喻着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

金圣叹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在《水浒传序》中他说:《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在第一回批语中他又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深有见地。

《水浒传》小说第一回,写破落户(上接51页)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宠用,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为殿帅府太尉,倚势逞强,无恶不作。高俅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而且品行不好,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但他有特长,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高俅在东京难以存身,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后来遇赦,高俅要回东京,柳大郎乘机将他托付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怕他影响自己的子女,将他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把他推荐给王驸马,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后来的徽宗,飞黄腾达,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职事

小说家借高俅发迹的故事告诉我们,北宋徽宗时期官员的素质并不高,甚至普遍低下,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欲,成为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时这是人才选拔体制的问题,皇帝仅凭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升官、让你贬职。所以高俅的故事隐喻的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整体官员素质低下的失望,这才导致百姓揭竿而起,乱自上作

替天行道

其次,一百单八个魔君降世,纠集在梁山泊,一方面扰乱了大宋天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一方面又成为宋朝忠良,力图以违背现实政治秩序的叛逆行为来达到整顿伦理纲纪的最终目的。这隐喻着替天行道思想的复杂内涵。

梁山泊杏黄旗上大书的口号是替天行道,这是一个含意模糊的口号。

替天行道可以是造反的口号。孔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代天行道原本只能是皇帝的专利,现在居然有人擅自出来替天了,这便说明原来的皇帝已经不能代表了,必须取而代之。但是,替天行道也可以是一个妥协的口号。在古代社会里,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敢擅改年号,不愿像李逵那样公然宣称夺取皇帝的鸟位的时候,便可以用这个口号,把说成是当今皇帝,把自己的反叛行为说成是代替皇帝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这样一来,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在《水浒传》小说中,九天玄女教导梁山义军领袖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小说第七十一回从天而降的镌有天书的石碣,侧首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写着忠义双全”——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在《水浒传》小说里,是相辅相成的。

“忠义之烈”

造反与效忠原本是对立的两码事,怎么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水浒传》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正是因为社会黑暗,奸臣当道,这才使得忠义之士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地采取先造反而后受招安的方式,以达到为国尽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小说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时写的《满江红》词说得很明白:“……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后来燕青到东京,又向徽宗进言: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经过几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内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终于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讨,遏止觊觎国鼎的辽军,扫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腊。

然而,即使魔君已经改了,但在现实政治中仍然不得善终。这批替天行道的英雄,仍然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逼向了绝路。小说的结局只能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水浒传》小说这样的描写,引发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文化思考,这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宋江等人最终的结局说明,招安也许是坦途,但却意味着生命会消亡。这是对传统政治的深刻思考。这种政治思考告诉你,当你步入政治的漩涡中时,你可能面临道德的考验,可能最终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水浒研究9

水浒五大冤狱:

16位好汉被逼上梁山

○刘传录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写了108位梁山好汉,有36人因各种原因屈吃官司,被关进牢狱,记载了大小案件十余起,有五起案件称得上是典型的冤狱。其中四起案件与山东有关:宋江、武松、解珍、解宝是山东人,裴宣发配的沙门岛是今长岛,属烟台市长岛县管辖,在宋朝是流放、囚禁犯人的地方。因岛屿不大,犯人众多,粮食、蔬菜、水源供应较少,所以看守官员每年都要处决大批犯人。因此,一个人若是犯罪,被发配到“沙门岛”,基本上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

宋朝施行仁政的最有力证明就是提点刑狱的设立,也就是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所说的那个“提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官的职责并不是侦破案件,而是到州府巡视、复查死刑案件。在宋朝,想让一个人死是不容易的,判处一个人死刑要经过县初审、州府复审、路(与明清时期的“省”相近)提刑复查、大理寺详段详复、审刑院再次详段详复、宰相把关并提出具体意见、皇帝签字执行等多道手续。这在司法技术层面可最大限度避免“冤狱”的产生,而《水浒传》中五件“冤狱”,是一些非司法因素对司法活动干涉和干扰的结果。

一、林冲误入白虎堂案。林冲的妻子张氏是一个美女加淑女,被高衙内看上。高俅为了帮助儿子夺取林冲的妻子,便设计使林冲买了一把宝刀,又派两个承局传高俅的命令,说高太尉要看那宝刀。于是林冲奉命带着宝刀去见高俅,被骗进商议军事机密的白虎节堂,“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当案孔目孙定和开封府府尹明知林冲是冤枉的,最后也不得不判林冲有罪,打二十板子,刺配沧州牢城。高俅途中又买通解差董超、薛霸,要在野猪林了结林冲性命,被鲁智深搭救。林冲从此逼上梁山落草为寇。

二、武松“盗窃”张都监财物案。蒋门神丢了快活林,通过张团练买通张都监,设计栽赃陷害武松,张都监设局以偷盗罪把武松扭送到了官府,并从知府到押司孔目“上下都使了钱”,决意要置武松于死地。孟州知府明知武松是无辜的,却因收受蒋门神、张都监的“金帛”,根本不会也没有必要让武松辩解:“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武松只能屈打成招。施恩和张团练比赛似的往官府里送银子,最终武松的命被保了下来,“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在流放途中,张都监、张团练派人欲斩草除根。武艺高强的武松躲过追杀,杀死杀手后返回孟州,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张团练等人,走上了造反之路。

三、解珍、解宝“抢掳”毛太公家财案。解珍、解宝是登州(治所蓬莱)一对猎户,立下文书,在山上守候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捕住一只老虎。那老虎中了药毒,滚落下山掉进财主毛太公的后院。那毛太公也有捕虎任务,随即将死虎隐匿起来,抵赖不还,反诬解珍、解宝“乘势抢掳我家财”。解珍、解宝被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捆送到登州府后,根本就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可怜解珍、解宝吃打不过,只得依他招了,下了死牢。若不是顾大嫂、孙立孙新兄弟等人劫狱救他们,只能是死路一条。

四、宋江反诗案。宋江上梁山的根本原因是浔阳江头题写反诗,是一个典型的“文字狱”。宋江刺配江州,酒后在浔阳江头题写“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被通判黄文炳抄录下来报告给蔡九知府,蔡九哪管宋江有没有犯罪的事实,马上捉拿宋江,用刑讯逼供,让宋江承认了自己写反诗。宋江没有任何可以申辩的机会。在将宋江斩首的犯由牌上写道:“江州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连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律斩。”最终被判处斩首的宋江被晁盖等人劫了法场,义无反顾上了梁山。

五、裴宣的冤狱。裴宣是京兆府的一个小官,为人正直,人称“铁面孔目”,喜欢研究法律,因不愿和贪官知府同流合污,得罪了知府,被诬陷发配沙门岛。如果不是途经饮马川时被邓飞、孟康救下,推举为饮马川寨主,发配沙门岛的下场也是九死一生的。

在这些案件中,前三起案件为真正的“冤狱”。在林冲误入白虎堂一案中,高太尉的权力因素超过了法律的因素,是“权大于法”的典型代表;在武松“盗窃”张都监财物一案中,“钱大于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起案件中,实际是当事人双方金钱的较量,各个环节的官吏,“吃了原告吃被告”;在解珍、解宝“抢掳”毛太公家财一案中,“情大于法”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六案孔目是毛太公女婿,他的作为是现在所说的“徇情枉法”。从这三起案件中可看出,“权大于法”、“钱大于法”和“情大于法”,是造成冤狱的主要原因。

冤狱的后果是严重的,宋江、林冲、武松、孙立、顾大嫂、解珍、解宝等16位好汉被逼上梁山,甚至连卢俊义也是冤狱的受害者,他们远离了主流秩序,成为反抗朝廷的核心力量。

 

水浒研究10

五个宋朝小贩的别样人生

晋东南

 

作家曹永胜在四川内江,写了一部纪实文学《舌尖上的毒》,聚焦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与之相比,在施耐庵笔下,宋朝的饮食行业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单一和集中。从销售终端来看,卖人肉包子的有好几家,对客人下蒙汗药的也不稀缺;从货源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垄断,比如垄断渔业资源的张顺,没他发话,纵是宋江也只得吃腌鱼而吃不到鲜鱼。垄断梁山泊水产的王伦一伙,连阮氏三雄也无可奈何。

饮食业虽是强人出没,但只要伶俐勤快些,那些小商小贩也有见缝插针的余地,勉强糊口也不难。在宋江、武松、石秀、杨雄等英雄们大刀阔斧表演的时候,施老先生不厌其烦穿插了五个小贩的悲情人生,他们或出现在好汉们的杀人现场,或为了好汉而受苦,描述的精彩和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个好汉。

武大郎是卖炊饼的小贩,先是被强制配亲娶了如花似玉的大户人家使女潘金莲,一班浮浪子弟兴风作浪,导致武大在清河县安身不牢被迫迁居阳谷县。在阳谷碰上胞弟武松荣升都头,没成想在他办县令的私活儿期间又被毒杀身亡。一个卖炊饼的小贩,赁房居住,每日早出晚归挑卖炊饼,本可以粗茶淡饭安身立命,谁知摊上了两件看似好事的富贵,一个是大美人,一个是大英雄,结果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唐牛儿是郓城县卖糟腌的小贩,却讲些义气,颇能为宋江办些事情。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天色尚早,未明。唐牛儿虽然好赌钱,做生意却也勤快,也早早起来托一盘子洗净的糟姜赶早市。看到宋江被阎婆缠住,一巴掌打将过去,宋江脱身,自己却被知县故意当做了真凶,最后以“故纵凶身在逃”为名挨了二十大棍,刺配五百里外。

早起是小贩的必修课,卖汤药的王公五更(按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就起来赶早市,碰上气呼呼从阎婆惜家里出来的宋江,送上一碗醒酒的二陈汤。这王公是个好老头儿,本小利薄,还经常不收宋江的钱。宋江旧时许了王公一副棺材钱,又因身陷囹圄而搁浅。后来有没有送,施老先生也没有交代,宋江其后命运波折,上了梁山之后更是公务缠身,忘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王公养老送终的指望恐怕还在一碗碗的汤药里。

阳谷县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叫郓哥(本姓乔),卖时新果品的,是个机灵鬼。他和王公不同,懂得和有钱人打交道,时常搞些小批发,比如卖一篮子雪梨给西门庆,得个好价钱,相当于现在的定向营销吧。郓哥虽得到西门庆周济,但他在大是大非上却并不糊涂,做了两件有章法的事情,一是帮武大郎主持公道,二是帮武松作证。武松被发配时,安排了十多两银子给郓哥的老爹,郓哥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一个小贩。

蓟州有个卖糕粥的王公,辛苦和其他人并无二致,也是五更天就要起床,打着灯笼去卖糕粥。稍微不同的是他的买卖稍微大一点,还有个小伙计跟着。因为起得早,第一个发现了石秀五更杀人留下的现场。最后虽然被无罪释放,可也被押上公堂,饱受惊吓不说,之前还搭上了一担糕粥被泼翻在地,一天的营业额搞没了。

这五个小贩,有老有少,都很勤快,虽然有些贪利,但在关键事情上都有过硬的人品。与现在相比,官府对他们的经营没有干扰,如郓哥、王公还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体制内的宋江和体制得利者西门庆的周济。但是一有事情,他们的权益却没有丝毫的保障,如唐牛儿被诬陷;经常要担惊受怕,比如卖糕粥的王公。总之,生存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也是,杨志这样的好汉卖刀都要被流氓地痞欺负,更何况安分守己的小商小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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